书出版后曾应《成都晚报》之约写过一篇谈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文章《沧桑人生“沧桑路”》（98年1月7 日《成都晚报》），此文一出引起广大知青和知青问题研究学人和机构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纷纷来函来电询问交流或索稿，其实我在该文中言犹未尽，很多更深入的思考并没有和盘托出。现在愿借这个机会，将有关此问题的想法补缀得相对完整，文章另名为《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之一：青春有悔乎？无悔乎？
绵延1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近3000万城市青年付出了长短不同的青春，于是在反思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时，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青春有悔无悔的问题。或是或非，意见纷呈，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个命题忽略了前提方面的悖论，即：一件事的悔与无悔，应建立在自己曾作出过选择的前提下。那么知青们的下乡是否都是自己选择的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的呢？下面结合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来回答这个所谓“悔与无悔”的问题：
我是1965年下乡的，从18岁到30岁，当了13年知青。如果有人用这个问题来问我，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对于我实在太不管用。因为我的下乡是别无选择。由于家庭影响升学不能，就业无门，呆在家里吃闲饭吧，那要到哪年哪月？再说娘老子也养不起。就像下棋，三面将军，“老王”只有一步好走，你走不走？从形式看这一步还是你自己走的，自己报名，自己下户口，自己爬上车，没人用枪顶着你。广播、报纸再给你贴一条“自愿”的标签：又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了！你说没有“豪情”，你说不是“自愿”，向谁去说？还有你敢说吗？即使你说了你的声音发得出来吗？
当然，也不乏有自愿选择的。甚至放弃工作，放弃参军去下乡的。这些人似乎存在着“悔与不悔”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悔过了。拥有“选择权”的同时往往兼有“护身符”。当招工、招生、招干一开始，指向农村的箭头可以倒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再选择一次。如果不悔还选择什么？就该现在还挺立在“广阔天地”里，但这样的人士你见过几位？
对于很多无可奈何下乡去的知青来说，再选择的权利就像下乡时的无法选择一样可怜了。以我自己而论，下乡八年后才出现了唯一的一次可供选择的机会。这是在知青政策一调整二调整再调整之后出现了一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鲜见的带人情味的政策：父母年老，身边无人，可以照顾一个下乡知青回城。自然，接收单位还得自己找。父亲已死，60多岁孤身一人在成都的母亲开始磕磕绊绊四处求人，总算弄好了区交通局下的一个运输队，可以回来拉架子车了。得到消息我匆匆从西昌赶回，见了招工方，他们很满意，说劳动力无可挑剔。我忐忑不安地问“要政审么？”回答是不需要，在他们那里拉架子车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都多得很。但这架子车最终还是没拉成。招工表送到区劳动局便被毫不留情地没收了，理由是：已婚。然而以前谁说过结了婚便不能招工？哪怕暗示过也行啊！不是还鼓励“扎根”鼓励“安家落户”么？结论是当了傻瓜，没明白报上的宣传和执行的文件是两码事。就这样又多当了五年知青，直到恢复高考才在分数面前享受了一次“有限平等”。
所以我想，除了能够轻松地下去体验一下，又轻松地走人的，才可以拍着胸口宣告“无悔”。对于那些在“再教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