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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在不同的年代，人们描画的童年影像当然不一样：五十年代的童年单纯平静又朴实，六七十年代虽经历变革动荡仍不失童年欢乐底色，到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物质丰富也给儿童生活添上新色彩，九十年代至今的孩子更是活在一个娱乐多元化又备受宠爱的世界中，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背负起压力。
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前，本报记者寻访到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各个年代的“儿童”们，听他们追述童年往事，全景式地展示建国后广州儿童的生活场景。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故事，而童年的纯真与快乐却是永恒的主题。
文/记者 卢文洁、黄茜、王鹤、刘晓星、练情情
图/庄小龙
50年代：
纯真简朴无忧无虑
光着脚从东山走到文化公园
讲述者：廖文昌，1945年出生，1952年入读小学，目前为广州市卫生行政系统退休干部
今年62岁的昌叔还是个孩子时，广州的城市版图远没有今日规模。那是建国不久的上世纪50年代，越秀、荔湾、东山还有今天的部分海珠区组成广州城，昌叔记得去到东山口就已觉得很偏远。但在小孩眼里，那时的广州已经很大了。
打着赤脚去上学
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孩子成长在艰苦的环境中。昌叔一家老幼六七口人，租住十来平方米的房子，昌叔3个姐姐合睡一张高低架床的上铺，床宽1米左右，孩子们头脚交错着睡觉。“那时的住房条件普遍很差，现在广州老城区拆迁户的房子在当时已经很好啦！”
早餐一碗皮蛋粥只要1分钱，已是挺好的享受。吃完饭后走路去上学，小学生很少有钱坐公交车。从住处三角市到文化公园，公交车要4分钱，廖文昌从来都是走路。“今天好多小朋友可能难以想象，我们上学可是打赤脚的，到冷天才穿鞋。” 马路是沥青路，天热时烫脚，走在上头要连蹦带跳。
上世纪50年代人心也是非常淳朴，昌叔感慨道，虽然国家穷，但面对好不容易才赢得的平稳生活，大家很有满足感，社会和谐。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如同一个大家庭，朝见口晚见面，彼此互相照应。因此家住附近的小伙伴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打闹着长大，和当今广州反差最大的是，50年代治安很好，甚至可以夜不闭户。
一窝蜂追看《少年文艺》
50年前的孩子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感情却非常真挚。1952年，小廖文昌背起书包上学堂。他耳边响着父母的嘱咐：“因为政府你才读得起书，一定要好好学习！”
尽管当时课外读物不多，其中一些却是从上世纪50年代流传了几十年的经典。例如低年级孩子看的《小朋友画报》，高年级学生则开始看《少年文艺》。当时可以看的书不多，大家一窝蜂追看《少年文艺》，但没钱订阅，只有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争相传阅。当然，还少不了要提从上世纪50年代起风行的“公仔书”，昌叔笑道：“我也没钱去租来看啊，怎么办？只有厚着脸皮跑到租到公仔书的同学家，匆匆地看完，也很高兴！”
说到上世纪50年代在孩子里最流行的歌，昌叔轻轻哼起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街头巷尾都是游乐园
当时玩具有什么？玻璃珠、铁环、橡皮筋、公仔纸、弹弓……都是孩子们无师自通的智慧结晶。玩法更是多种多样，男孩子爱弹玻璃珠、拍公仔纸、滚铁环等，女孩们就跳绳、跳格格、跳大海、踢毽子。小朋友玩乐的场所不定，马路、街道、巷子到处穿梭他们的身影。
当然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年代的特定游戏。当时有的马路还是麻石路，男孩子自制了一种“铁锯鞋”，即在木屐的鞋跟钉上锯片，穿着这种鞋子飞快地在麻石路上跑，锯片和石子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跑的速度够快时甚至溅起火花。男孩子们以为这是非常“威水”的事，边笑边跑，也懒理大人的呵责。
艰苦动荡一样精彩
啃“蔗渣饼”听小喇叭看《地道战》
讲述者：廖武，1953年生，1960年入小学
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鲜明特色是1960年～1961年的全国自然灾害。怎么想方设法找东西吃成了上世纪60年代初孩子们的童年记忆，而在1960年，廖武正好进小学一年级。他说，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40多斤粮票，要不就是100多斤番薯。但肚子饿着人们总会想办法，嚼过的蔗渣也能做饼干，名曰“蔗渣饼”，今天的小朋友可是吃不到了。
老师自带口粮奖励学生
小学生正好是发育的阶段，有时饿得头晕目眩。说到这个廖武很感谢他的小学梁老师。就算自己挨肚饿，梁老师还是拿自己的口粮如大米、黄豆去打成米花和爆黄豆，装在一个小杯子里带到学校。小学生来回答梁老师的问题，回答正确了就能吃米花和黄豆。对一些家里特别困难的学生，梁老师特意问得很简单。廖武说：“梁老师的恩情一辈子都记得。”
廖武说：“国家从自然灾害的泥潭中爬出来后，终于慢慢安稳下来，而我们小学生也跟着国家的稳定而受益。”儿童读物在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繁华盛开”，全国范围有《中国少年先锋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各地方也有儿童出版物。令孩子们乐不思蜀的是，学校图书馆向所有孩子开放，《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三花”系列《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等，这些都是最为畅销的小说。
课业负担不大，课余活动多种多样，廖武觉得这段童年时光对他一生弥足珍贵。他读的小学是足球重点小学，老师经常带着小球迷出外看演出，都是免费的。那时每个区都有“少年之家”，里边的航海航空模型、手工泥塑和剪纸都对学生免费开放。
买不起收音机，廖武省早餐钱买来电阻、线圈和喇叭等元件，自己组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中央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准时开始，一群小朋友挤在一堆听得笑呵呵。
电影插曲风靡全国
“那时候的好电影也是多不胜数，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一个时候。”在海珠中路有家儿童电影院，5分钱一场电影。廖武一一数他看过的好片子：《英雄小八路》、《花儿朵朵》、《上甘岭》、《地道战》、《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流行旋即带起了电影插曲的风靡全国，《让我们荡起双桨》一直传唱到现在，仍是每年六一儿童节的“保留节目”。
1966年，廖武和小同学们参加完小学毕业考，随着“文革”的开始，廖武的童年时光就此画上了句号。
廖武带着淡淡的笑回忆童年，他形容为“丰富多彩、酸甜苦辣”，这个年代的孩子也比任何一个时代经历更多，体验的苦与乐更多。
70年代：
父亲离世家陷困境
70年代末苦尽甘来初尝口香糖
讲述者：陈桂芳，1966年生，目前就职于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我出生在1966年，当我3岁的时候，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我有记忆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而妈妈对我们基本上都不提起爸爸，她不愿意给我们造成阴影。我的小哥哥曾经偷偷告诉我，爸爸是自杀死掉的。但他为什么要自杀？“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既然妈妈不想说，我也从来不问。
但没有了爸爸之后我们家生活就很惨了。我的妈妈，不得不从一个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变成要供养五个子女的劳动妇女，生活的拮据和艰难可想而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爸爸得到彻底平反，政府也给了补偿，我们家人当然开心，但回想起父亲总觉得辛酸。
